1279年春，南宋在崖山海战中败于蒙古，末代杨太后投海殉国。据称遗体漂到了越南海边，逃到当地的宋人遗民为了纪念她修了一个圣母庙，至今仍在越南兴安。

七百多年后，另一批中国人来到兴安。不过这一次不是逃难，而是办厂。

2023年4月，我去兴安省的一家中资起重机工厂考察参观。兴安省距离首都河内大约五六十公里，车程一个多小时。一路路况很好，非常平稳，与国内的高速公路几乎没有什么区别。

我后来听说越南也有中央财政转移，南方收入被调去修北方的基建。不过在我搬到南方的胡志明市后，去附近的海边小城头顿过周末，确实发现路况稀烂，100公里左右坐车要三个多小时。一路颠簸，一路拥堵，极为痛苦。

这家起重机工厂生产的不是工地上常见的大型起重机，而是安装在厂房内部、专门用来搬运室内重物的起重设备。它的客户主要是注塑、模具和消费电子工厂，也有一些钢铁厂。因为这些工厂里很多设备和零部件动辄几吨甚至几十吨，不可能靠人工搬运，只能靠起重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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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厂内桥式起重机示意图

工厂负责人姓郭，戴着眼镜，见面那天他穿了一件深蓝色衬衫，看起来很斯文，来越南已经很多年了。

我去这家工厂，本来是想了解中资供应链转移到越南之后的实际情况，所以先问了他很多基本问题：这几年生意怎么样，上游零部件来自哪里，下游客户又是哪些企业。

调研快结束时，我问他越南是否能复制中国模式，实现产业升级？也就是先做代工，再逐渐学习迭代，形成自己的本土企业，并不断向着产业链上游爬坡？结果他几乎不假思索地回答：“不行”。

郭总给我举了一个例子：在工厂起重机里面，有一个零部件叫“电动葫芦”。可以大概理解为一套负责把重物吊起来和放下去的电动滑轮组，在起重机上不可或缺。

但他们使用的电动葫芦，基本只能从中国进口，很难在越南本地采购。虽然几年前曾有一家韩国企业尝试在越南建一个电动葫芦厂，但没过多久就倒闭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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电动葫芦示意图

原因很简单：越南本地的需求太小，养不活这样一家工厂。

相对于汽车、手机或者家电，电动葫芦是一个非常垂直的产品，下游基本只有起重机，而起重机的下游又只有特定的工业场景。本身越南的工业体量就不大，再沿着产业链一层层细分下去，留给电动葫芦的市场就更小了。

以下游场景之一的钢铁厂为例，2025年，中国粗钢每个月的产量大约7000-8000万吨，而越南全年的粗钢产量才2500万吨左右。以至于类似电动葫芦这样的垂类工业品，越南一年的量往往还不如中国一个月。

工厂前期的重资产投入，在如此小的需求量下回本时间会非常长，甚至根本无法回本，因为客户不如直接在国外买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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既然越南本土市场太小养不活，那能不能靠国际市场出口造血呢？可以是可以，但得先打得过河北人……

河北保定清苑区的东闾镇，是中国做电动葫芦最集中的地方之一。东闾镇的东闾村，单是一个村就有700多家企业，产品包括手拉葫芦、电动葫芦、吊索具和各类起重搬运工具，是中国最大的轻小型起重设备产业带。

然而就算打得过河北人，后面还有河南人……

河南长垣是中国起重设备生产的另一个重镇，聚集了1300家起重机整机和配套企业，年产门桥式起重整机和电动葫芦合计30万台、零部件170万台套，也是中国最大的起重机整机和配套产业集群。

而根据海关数据，2023年，电动葫芦等电动提升设备（HS 842511）中国的出口额是2.71亿美元，越南是377万美元，中国是越南的72倍。

这意味着，有强悍的中国产业链挡在前面，越南本土的电动葫芦厂商不仅很难靠国内的有限需求自食其力，也极难靠国际市场自我造血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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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常我们认为“便宜无好货，好货不便宜”，似乎价格就是和质量硬相关。但我在越南乃至之后中东、拉美的工作生活经历让我意识到，由于中国极致的产业集群和巨量的规模效应，对于很多标准化的工业零部件和大众消费品而言，中国货就是可以做到比当地生产的产品更便宜，质量甚至还更好。

以我个人为例。我刚去越南的时候因为不想让鞋占用太多行李箱空间，所以只带了两双鞋，想着可以在当地买。越南商场里的耐克普遍卖得很贵，至少一千多人民币。我觉得没必要，毕竟只是一双代步鞋，最后好不容易找到一双最便宜的，但也花了八九百。

结果穿了不到半年，这双鞋前面就破了，还出现了开胶，我只能把它丢掉。

后来趁回国休假的窗口期，我抓紧花300块人民币左右在淘宝上买了一双国产品牌的运动鞋。之后两年，这双鞋跟着我一路从中南半岛走到波斯湾和加勒比海，又陪我走进中亚的戈壁、北非的荒漠和高加索的群山，直到我最终回国后才正式荣休。

当然，一双鞋不能完全证明越南制造业的整体质量。但至少打破了我过去一个很简单的认知：贵不一定意味着质量更好，便宜也不一定意味着质量更差。这不仅在货的层面成立，在人的层面也成立。

在越南时，一位台湾消费电子高管提过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：一个同样水平的能在电子厂里独当一面的成熟工程师，深圳、台北和河内，哪里的工资最高？

很多人第一反应可能是台北或者深圳，因为大家往往会下意识地把价格和能力正挂钩。

但答案其实是河内，原因倒不是因为河内的工程师一定比台北深圳的更优秀，而是这样的人在河内太少了。反倒是深圳因为电子产业足够庞大，工程师供给非常密集，不仅优质人才更多，甚至价格也没那么贵。

我自己后来在越南招人时，也有类似感受。很多越南人简历看起来非常光鲜，海外名校+外企，但聊下来能力很一般，有的甚至感觉就像外企PPT复读机，但要价却很高。反倒是一些越南本土顶尖大学的毕业生，让我感觉相对还稍微靠谱一些。

所以，中国因为规模够大，无论是再垂类的产品，还是质量稍微差一点的产品，都能有足够的下游需求先实现自我造血，再慢慢迭代爬坡，逐渐形成全方位覆盖的产业带和全产业链，以及海量的各类人才，并在此过程中长出一批能在国际市场竞争的本土企业。

典型如立讯精密的创始人王来春，最早在深圳富士康做了10年厂妹，1999年开始靠代工和制造电子连接器起家创业。先活下来，再一点点积累工艺、通过客户认证，从零件爬到模组和整机，并在2010年上市，成为苹果在中国大陆最核心的超级供应商之一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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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来春（图中）与库克

那么如今给如此之多的外资做代工的越南，能长出自己的立讯吗？

产业升级分两种，表面上的一种是一个国家出口的产品越来越复杂，从纺织到消费电子，越南确实已经在发生了；更真实的一种是这个国家的本土企业也越来越高端，这在越南却没有以同样的速度发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