追求绘画艺术中的“不言之妙”

 宋代《宣和论画·杂评》中曾记载,“画者,有以造不言之妙也。故画人物最为难工,虽得其形似,则往往乏韵”。由此可见,早在宋代,我国的人物画便追求画面中的韵味,追求艺术中的一份“不言之妙”。

  作为中国最早成熟的画科,人物画在画史发展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位置。早期的人物画具有极强的功能性,大多带有传神写照的要求、辅佐教化的意义、祭祀纪念的功能,偏重于绘画的记录性,讲求人物造型的准确生动。发展至唐代,人物画逐渐分科,肖像、仕女、道释、风俗、历史故事画等成为专门之学。随着元朝之后文人画的兴起,偏重于追求“形”似的人物画遭遇冷落,很多文人画家开始寄情于山水、留恋于花鸟,于是,追求“得意忘形”的山水画、花鸟画成为文人们抒情达意、排解忧思的主要画题。

  明清之际,随着城市商业化的繁荣以及文人画的兴起,传统人物画进入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。在创作意图上,往往重达意而轻功用;在画面内容上,不再呈现单一的人物形象,而是将山水、花鸟、琴棋甚至日常杂物等入画,主体人物常常置身于实景之中,与自然和生活情景融为一体;在绘制技法上,不仅吸收文人画的意趣特点,更是大胆吸收西方绘画的优秀元素。所以,明清之际的人物画呈现一种多元化发展态势,也涌现一大批彪炳画史的人物画名家。如明初伊始的“浙派”主力吴伟、张路;明中后期“吴门画派”大家文徵明、唐寅、仇英;晚明变形主义画家陈洪绶;还有开创人物画坛重要写真派别“波臣派”创始人曾鲸。清代以来,禹之鼎、冷枚等开创出独具个人风格的人物画面貌,“扬州八怪”金农、高其佩、黄慎以水墨写意人物画见长;此外,还有将绘画转向世俗化、市场化的“海上三任”任熊、任薰、任颐。这些在中国画史上闪耀的群星,共同开创出明清之际人物画的繁华盛景。

  20世纪,中国人物画与国家命运、时代巨变、现实生活愈来愈紧密地连接在一起。尤其是30年代以后,伴随着民族解放运动的开展,人物画家的视角越来越宽广,画笔越来越有力,在对家国情怀、民族精神、民间疾苦的表现中,在对“美术革命”的思考中,突破中国人物画已有的范式,呈现前所未有的多元格局。人物画家对中华民族所经历的苦难、抗争和奋起最真挚的艺术表达,让中国人物画散发着现实的光芒,铸就20世纪中国美术史一座座闪烁着时代精神的艺术高峰。

  新世纪以来,中国画坛在充分尊重现实主义创作与创新精神的基础上,通过回望传统、寻根溯源的方式,对美术界发展中面临的困惑与问题、对人物画的现状与发展,不断进行着客观而冷静的反思。人们认识到,艺术院校的中国画教学过于强调素描造型的重要性,很多国画系学生接触中国画笔墨时间较晚。故而,今天美术界的人物画创作,也常常会由于过分追求视觉冲击力,而忽略传统笔墨线条的表现力;过于重视造型的整体效果,而缺少传统中国画笔墨营造的韵味与意趣。在这种情形下,中国传统绘画中的“不言之妙”,明清时期人物画中独有的“情与境”,无疑是让中国人物画重新鼓荡写意精神的一剂良方。

  在大力倡导文化自信的今天,中国画的民族自信从何而来?回望文化传统,重读历史经典应该是法宝之一,尤其是对于中国画的自身发展规律而言,学习传统永远是创新的基础。在今天,传统中国画中丰富的线条表现力和“不言之妙”的意趣,更能够带给中国画家不断在文化本源中汲取力量、不断创新与发展的可能。

  在历史的回望中,传统的厚重与魅力,让今人心生敬畏,也带来文化的滋养和心灵的宁静。尤其是在“快餐”文化盛行的当下,传统中国画中古人那份安宁清逸的心境、那种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情景,都会给人们带来心灵上的冲击和思考。而通过对古代中国画经典的品读,感受古人高尚的生活品味与强大的精神追求,也有助于今人提升自身的生活品味与内心格调。在快节奏的今天,让我们急切浮躁的心安静下来,稳健前行。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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